文艺批评 | 邱焕星：从“革命鲁迅”到“政治鲁迅” ——评李玮《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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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玮新著《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一书2018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为学者邱焕星为此书所作书评，他认为此书呈现了鲁迅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博弈中的全面参与和主动被动，也反映出当代鲁迅研究正在出现从“革命鲁迅”到“政治鲁迅”的范式转型。李玮的研究针对既往研究范式相互割裂和“去政治化”的问题，通过借鉴当代西方的前沿理论，将“政治”的内涵从政党国家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和文本层面，从而引发了鲁迅研究的“政治文化转向”，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凸显了鲁迅革命精神的正面意义，由此既坚持了“政治鲁迅”的新转向，也兼容了“革命鲁迅”的旧传统。本文通过鲁迅学术史的脉络变迁来具体分析李玮的新思维的同时，也希望探索出一条更加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鲁迅研究道路。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08期，感谢作者邱焕星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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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焕星 ▲ 

 文艺  批评 

▲ 李玮著《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版

从“革命鲁迅”到“政治鲁迅”

——评李玮《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

文 | 邱焕星

2018年，有两本关于“政治鲁迅”的著作同时问世，一本是钟诚的《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一本是李玮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新一代学者试图走出鲁迅研究最近三十年的“去政治化”状态，努力开启了鲁迅研究的“再政治化”转向。

比较而言，钟诚一书似乎更受学界热议[1]，而李玮获得的关注较少。究其根源，应该与钟诚带来的政治哲学新视野有关，他比较了鲁迅和休谟的社会改造路径，指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在遭遇现实制度问题时，流于空洞的道德主义激情，只有解构不能建构，因而需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来激发人性善抑制人性恶。正是从这种改良主义和制度主义出发，钟诚放弃了“革命鲁迅”的传统定位，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政治鲁迅”的命题，无疑更加契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新形势。不过，钟诚的“政治鲁迅”带有强烈的古典政治倾向，他对“政治”的理解偏于国家制度，这是一种狭义的政府政治观，大多数人实际上被认为是“外在于”政治[2]，由此一生从事“在野革命”的鲁迅，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就成了缺点，他只有参与“在朝政治”建设，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改造。

钟诚的这种看法虽然启发很大，但明显和鲁迅本人的自我认知，乃至鲁研界的主流认识出入较大，也正因此，他的观点受到了不少评论者的批评。而作为第一本系统探究鲁迅与政治文化的著作，《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下文引用该书仅标注页码）恰恰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李玮不但引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观，扩大了“政治”的内涵外延，而且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凸显了鲁迅革命精神的正面意义，由此既坚持了“政治鲁迅”的新转向，也兼容了“革命鲁迅”的旧传统。所以，本文试图在鲁迅学术史的脉络变迁中，来具体分析一下李玮的这些新思维，考察她的新突破也呈现她的新困境，进而探索一条更加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鲁迅研究道路。

一、“政治”的扩张：复数政治与话语实践

和钟诚的全面否定鲁迅既往研究、截断众流直接从休谟出论不同，李玮的突破是一种直面既往鲁迅研究碎片割裂难题的兼容创新，所以需要放在从“革命鲁迅”到“政治鲁迅”的学术史脉络变迁中才能看清楚。

▲ 李玮

在将近一百年的鲁迅形象史中，“革命鲁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的建构起于1930年代的瞿秋白，完成于1940年代的毛泽东，鲁迅被视为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伟大的革命家”，而随着中共建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3]。由于“革命鲁迅”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4]，所以鲁迅研究的重点，就是探究被压迫阶级的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而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则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如此一来，鲁迅也就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甚至成了“党的一名小兵”[5]。

也正因此，文革结束之后，“革命鲁迅”随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和“告别革命”转向，逐渐从独尊变成了多元之一，进而被王富仁提出的“启蒙鲁迅”和汪晖提出的“反现代性鲁迅”挤到了边缘位置。这两种新的鲁迅形象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反对“革命鲁迅”的阶级革命和政治化扭曲，主张回到鲁迅那里，探究其自身的主体性，认为鲁迅是“站在‘孤立的个人’的思想立场上抨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批判‘群众’‘多数’的愚昧和落后”[6]。但是这么做的后果，实际是“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7]，逐渐“去政治化”了，不但鲁迅的革命倾向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鲁迅研究也退化为一种远离现实的学院化生产，最终丧失了对于当代中国最近三十年社会变迁的回应能力。

为此钟诚的解决办法，是将既往的鲁迅形象全部归入非实践、非公共性的“主体性的‘文学鲁迅’”，转而提倡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政治之路，塑造了一个“秉持‘责任伦理’”、“关注公共性的‘政治鲁迅’”[8]。这种转向虽然契合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的时代需要，但完全放弃革命批判的做法，实际是让鲁迅去做胡适、走政治参与的道路，他因而就成了张宁批评的那种“习惯于仅仅从国体、政体等制度建设上看的人，是不大能够发现鲁迅这种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艰难努力的；习惯于‘从上面’看的人，也不大可能体会鲁迅那始终秉有的‘从下面’看的眼光”[9]。显然，钟诚将文学与政治、主体性与公共性二元对立的结果，实际缩小了“政治”的内涵，将其后退到古希腊时代的古典政治理念，“文学”被踢出了“理想国”，“政治”成了政府官员和少数精英的事情了。

▲ 张宁著《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但是李玮却提供了不同的解决路径，虽然她也认识到“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成为鲁迅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第1页），但她在面对着学术史上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和鲁迅形象时，采用了“扩大所谓‘政治’的内涵”的办法，主张“‘政治’不再被局限于政治斗争，它的所指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得到扩大”（第2页），为此李玮借鉴了当代西方几个重要方面的思想理论：

首先是借鉴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将“政治”从制度扩展到“文化”，即“由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第7页）。由此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启蒙鲁迅和反现代性鲁迅，也都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构成了1980年代改革话语的意识形态”（第245页），也就是说既往的三种主要鲁迅形象，实际分别代表着革命政治、启蒙政治和反现代性政治。

其次是借鉴了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将“政治”从“国家”层面扩展到了社会“公共空间”领域。李玮批评既往鲁迅研究各范式陷入了“‘本质真理’的幻觉”，它们都将自己的立场视为唯一真理，排斥对话沟通，因而需要走向“关系真理”和“复数政治”（第4页），“由对‘可交流性’的‘真’的重建实现‘主体间性’的‘政治’”（第9页）。

第三是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实践”理论，将“政治”的认识泛化为“权力”关系，由此将其扩展到了私人领域和语言层面。不仅国家、社会、文化、家庭、个人、语言领域都存在政治冲突和“微观权力”，而且绝对性的“价值真理”变成了意识形态性的“权力话语”，它们建构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其作用是功能性的，意在政治权力的实践再生产，最终成了“漂浮的能指”，而其“所指”则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第3页）

 ▲ 钟诚著《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正是在引入这些新理论的基础上，李玮实现了“政治的扩张”，并针对既往鲁迅研究的问题，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调整和推进：

一是从宏观政治到“无处不在的政治”。李玮不但解决了鲁迅既往形象对立割裂的难题，将它们兼容到“复数政治”的政治文化多元场域之中，而且还进一步创新，将鲁迅的政治性从革命、启蒙、现代性等宏大叙事，扩展到了人生道路、文化立场、代际想象、文学机制、文学选择、鲁迅阐释、“鲁迅”重建等话题上来。这里面的很多主题譬如大学观、学术观、代际想象等，在过去的研究中基本都是在“非政治”的视野中讨论的，如今它们都在权力话语实践的“泛政治”主张中，找到了自己的言说合法性，统摄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话题下，分别成为此书七个章节的主题，由此鲁迅的所有言说、文本和行动，都具有着“话语实践”的积极的政治意义。

二是“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定位。李玮从其后现代思维出发，反对既往研究的绝对真理观和本质主义倾向，视不同的思想观念为不同的“权力话语”，也就是基于特定政治想象而建构出来的特定意识形态，其作用是功能性而非价值性的。因而，李玮书里很少见到“真实”、“真理”、“虚假”这类词语，她多使用中性的学术词汇，譬如用“保守”、“主流性”、“体制性”取代了过去惯用的“反动派”，更多用“批判性”、“否定性”而非“革命性”来指称鲁迅，至于双方的关系，则频频使用“分化”、“分歧”、“张力”、“冲突”替代了“敌我斗争”。不仅如此，李玮甚至还视鲁迅的思想观念为“一个象征性‘能指’，一个‘想象’”（第122页），至于鲁迅死后的形象塑造，无论是周作人、毛泽东还是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她都视为政治斗争需要的产物和意识形态化的符号建构。

三是“场域”博弈和“历史”语境化。当政治文化被视为“话语”，其交流实践即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因而李玮重视“公共空间”分析，将其视为“不同党派争夺话语权、塑造意识形态的‘文化阵地’”（第163页），其书的讨论焦点也从既往研究侧重鲁迅新思想的生成，转向了学界、文坛、政局等场域的多元话语博弈冲突。李玮尤其重视鲁迅在各个场域中“以文化介入政治”的实践性，既讨论了他与革命阵营的内部分化，也讨论了他和保守阵营的矛盾分歧，主要涉及文学与政治、救国与学术、传统与西方、个人与集体、革命与保守、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等冲突。总的来看，李玮是将“历史”视为“事件”（第223页），认为意义来源于语境，因而更侧重于权力的“再生产”而非“生产”。

二 、“文化的转向”：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

李玮不但扩大了“政治”的内涵，还更新了“文化”的认识，打破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论”，重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政治功能性”（第9页），带来了“文化的转向”。

▲ 朱晓进著《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之所以李玮会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是因为她受到了自己的导师朱晓进的影响。“1990年代朱晓进首先引入该概念研究20世纪30年代文学”（第8页），他批评“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的既往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等等主观取向却无法得到强调”，由此就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直接干预文学的“机械唯物论”倾向，因而他引入了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强调“‘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所以“‘政治文化’是我们所试图找寻的政治和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10]显然，朱晓进引入的“政治文化”概念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实现了从“经济”中心到“政治”中心、从“阶级斗争”到“政治文化”的转向；二是扩大了“政治”的内涵，将其从狭义的外部的政党阶级和国家制度，扩展到了更为广义的主观的“文化”领域。

但是，阿尔蒙德对“文化”内涵的政治扩张有其限度，他的目的是探究“维持一个民主制度需要公民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11]的“民主人”，他理解的“文化”也就偏于公共性和精英性的“公民文化”理念，并未真正进入社会生活和私人领域。从阿尔蒙德给出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2]定义看，他的“政治文化”仍旧带有很强的集体控制和主流价值观倾向，“文化”还是更多服从于“政治”建构的需要，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不仅如此，由于受困于国家政治的宏大叙事之争，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权利主体和权力客体之间的冲突，仍旧难以摆脱“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朱晓进的论述还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称国民党的“统治者主体文化”是“文化专制主义”，“无疑属于一种严重扭曲与偏离的政治文化”，而与其趋同的作家“堕入为政客一流”，“反权力”作家则“在政治高压下无言论自由而产生了极度无奈的愤懑”。[13]

正是基于“政治文化”概念仍旧局限于宏大叙事，以致无法摆脱决定论的困境，李玮引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概念，以解决“文化”的社会化和独立能动性问题。

“文化政治”是葛兰西最先使用的概念[14]，他将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层面，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或译“文化领导权”）控制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因而“葛兰西使得市民社会之中的意识形态抗争和冲突，变成了文化政治的核心领域”[15]。自此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葛兰西转向”，“文化”从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变成了政治文化斗争的重要场所，资产阶级文化批判和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的重要性，也就压倒了经济斗争和政治军事斗争，而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则需更多依赖“有机知识分子”而非无产阶级。葛兰西引发的“文化的转向”之后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挥，法兰克福学派创建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英国的新左派开始重视大众文化的积极能动性，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多元主义和非阶级政治。至此，“文化”已经不再仅仅视为上层建筑和经济派生物，而是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生产性力量，英国的威廉斯甚至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在此理解中，“文化既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斗争方式’，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化是一种可以连接各种社会力量的总体化过程”[16]。 

▲ 欧阳谦著《文化与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从李玮所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将文化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突出文化的实践功能，由是实现对旧的生产关系和压迫的反抗”（第9页）来看，她所汲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之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英马和后马的日常生活和微观政治涉及不多。由此，我们就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一书的每一章中，看到了鲁迅“文化政治”的个体能动和革命批判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决定控制之间的博弈冲突：

第一章重点讨论了鲁迅的“从文”和“政治人”选择与当时主流的“实业人”和“保守文化”的冲突；第二章分别讨论了鲁迅的立人文化革命与民族主义政治革命、革命引导学潮与政治控制学风、学术政治与民族政治的冲突；第三章讨论了鲁迅的青年新主体和解放儿童观与旧的老人政治的矛盾；第四章讨论了鲁迅的新文坛观对文学体制化、知识权力化的批判；第五章讨论了鲁迅的文学政治观和杂文诗化与主流的纯文学观和文学本体论的冲突。在这关于鲁迅生前活动的前五章中，主流政治文化涉及统治集团、革命阵营、学术界、文学界等多个领域，李玮向我们全面展示了鲁迅“荷戟独战”、“反抗绝望”的文化政治实践过程。而在最后关于鲁迅死后形象塑造的两章中，李玮又重点探究了时代集团和主流政治如何阐释建构“鲁迅”的过程，强调无论是人化鲁迅、革命鲁迅还是启蒙鲁迅、中间物鲁迅、反现代性鲁迅，其实都是不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能指符号，所以她非常认同袁良骏的判断：“新旧两个‘研究系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们只存在互相补充的关系，并不存在什么势不两立的关系。”（第251页）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此书，会发现李玮对“政治”和“文化”的内涵理解存在着不匹配，她对“政治”的理解更加后现代化，明显接受了“话语实践”和“微观权力”理论，本来可以将“文化”的内涵外延全面推进到私人领域和语言文本，但是李玮对“文化”的理解则不够后现代，没有摆脱导师的影响，偏于现代主义思维，实际仍旧受困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念，这就产生了三个直接后果：

首先，李玮对西马的“文化政治”接受，基本停留在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这里，探究的还是精英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中的文化政治博弈，甚至连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控制都未触及，更不用说接受英马和后马对大众文化和新社会运动的讨论了，所以她的书中既看不到鲁迅的私人生活史，也看不到国民党的“鲁迅”建构，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的“鲁迅”。究其根源是李玮对“文化”的理解不够彻底，仍旧困在上层建筑领域，没有达致“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程度。

▲ 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版

其次，“政治文化”的决定论和主流性，使这个概念不如“文化政治”更适合探究鲁迅的革命批判性和主体能动性。在这方面，汪晖的理解更为准确前瞻，虽然李玮在“绪论”里提到了汪晖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一文，称赞其“文化政治”的新思路，但她没能迈出这一步，并未启用《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这个书名。

第三，由于李玮对“文化”的理解不够后现代，导致她对“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价值判断出了悖论，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李玮大致相信鲁迅自己的思想是“真”的，但死后的“鲁迅”都是“假”的。而按照后现代的“话语”理论，鲁迅自己的思想也好，鲁迅死后的建构也好，都应该视为符号能指和意识形态，也不存在真假之分，即便为真也是都真，假也是都假。

三 “政治文化转向”的困境：话语权与保守性

从上面两章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一书的主要贡献，是广泛借鉴了当代西方的前沿理论，引发了鲁迅研究的“政治文化转向”（第6页）。总体来看，李玮做到了自己设定的总体构想中提到的三个目的：一是“借鉴政治文化等研究思路，重新思考政治和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拓展了“政治”和“文化”的内涵；二是探究了“鲁迅及其身后符号化的‘鲁迅’与各时期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揭示鲁迅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背后的政治性考量和政治功能”；三是通过“鲁迅研究的‘历史性’”，“使‘去政治化’鲁迅研究所‘遮蔽’和‘忽略’的‘历史’浮出地表”。（第9页）

▲ 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的密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但是李玮强烈的后现代思维，尤其是关于“政治文化”是“话语实践”的核心定位，虽然为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转向，但也产生了不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重视实践再生产，缺乏生产讨论。基于既往鲁迅研究特定范式陷入了“本质真理”的幻觉，以致相互否定遮蔽的问题，李玮将政治文化的探究转向了“关系真理”和“话语实践”，主要呈现多元政治文化在场域中的实践博弈。但是，“政治实践只不过是权力的实施”，“权力政治理论将政治描述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斗争或竞争的舞台”[17]，由此政治文化的研究重心，实际就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产”环节，转向了文化的消费实践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环节。因而李玮此书的重点就是“话语权之争”，探究鲁迅与主流政治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抵抗”和“收编”的角力，分析他们如何经由这种互动博弈来“再生产”各自的政治乃至阶级关系。

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很难搞清楚这些不同的政治文化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了，这在李玮的书中甚至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的转向中[18]，李玮实际既反对“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也没有接受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如此一来，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探讨中，我们就只看到了“文化”在公共场域中的实践再生产，但“文化”本身却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既不知特定政治文化自何而来，也不知各种政治文化为何会交替出现。这样做的后果，很容易变成葛兰西所言的“均势妥协”，即“‘权力政治’强调被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撕裂开来的世界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并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均势’的建立”[19]，这种后果实则是保守性的了。

（二）重视互动流变，缺乏结构机制探究。李玮此书不但缺乏“生产”即原动力探究，即便是关于“再生产”的研究，也过多着眼于互动博弈，对其“关系真理”背后的结构机制缺乏深究，我们更多看到了“场域”空间中鲁迅与各种政治文化“在相互关系中呈现各自的功能和边界”（第4页），但并不清楚它们在共时性上何以会多元共生但又有主有次，在历时性上何以又沿革流变、有生有亡，尤其是鲁迅的文化政治涉及人生道路、文化立场、代际想象、文学机制、文学选择这么多向度，它们之间的异同之辨和根源谱系都缺乏相应的讨论。显然，这都不是简单地呈现一下多元“实践”就行的，必须探究“关系”背后的“机制”，找出“场域”生成、运行、流变的“结构”。 

▲ 佩里·安德森著，高铦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然而，李玮反对“本质真理”和决定论，试图“在对‘真’的权力化批判中获得另一种‘可交流’的‘真’”，所以她更执着于“创造众多‘鲁迅’‘话语事件’的‘集合之境’，即摆脱各个‘真实鲁迅’本身话语机制的排斥性和制度化，在反抗中呈现各个‘真实鲁迅’在相互排斥中隐没的‘一致性’”。[20]也正因此，李玮才会用“话语”来定位政治文化，既强调“政治文化”的交流实践性，也将其视为“漂浮的能指”，它甩脱了“所指”的客观性束缚，“具有暧昧不明的‘不确定性’”，由此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再历史化’，重新恢复了历史叙述和现实政治的张力”（第3页）。只是如此一来，“能指”就成了断线的风筝，失去了“所指”的结构性控制，意义完全取决于历史语境了，所以“一旦用话语取代意识形态概念，政治分析的注意力就将远离真理与谬误的问题”[21]。

（三）“话语”的保守性，缺乏政治经济学思考。在李玮看来，既往鲁迅研究实际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形象众多以致形成了“悖论鲁迅”论争，二是各种鲁迅形象普遍持有“本质真理”观，三是有些鲁迅形象陷入“去政治化”状态。[22]正是因此，李玮通过“泛政治化”和“话语实践”的定位，用扩大政治文化内涵和去真理化去道德化的办法，既凸显了其他鲁迅形象的政治性，也将它们放入公共空间，试图建构多元交流的“主体间性”。不过，此举看起来是解决了鲁迅研究的“去政治化”，实则将政治革命问题转化成了学术兼容问题，反而掩盖了真正的现实难题。

“启蒙鲁迅”、“反现代性鲁迅”的“去政治化”，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它们并非不谈政治，而是对旧的阶级革命道路的不满和反拨，以疏离对抗的方式展示了其他类型的政治理念，其中“启蒙鲁迅”反映了1980年代反思文革和现代化改革的政治文化，“反现代性鲁迅”则是对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肯定。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鲁迅形象，分别应对着现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难题，因而李玮用“泛政治化”和“主体间性”来兼容它们的做法，更多是一种学者思维，即便用学术的方式消弭了矛盾，真正的现实政治难题也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事实上，李玮所依托的各种理论资源带有一定的保守性：首先是学界对阿尔蒙德和阿伦特的批评：“所谓的政治文化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已”，“找到一种能够维持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的文化条件或社会心理条件。这就是阿尔蒙德等人当时的研究出发点和主旨所在”[23]；其次是西马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大学中的理论家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远远隔离，而且理论从经济学、政治学退回来而投进哲学。……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24]；第三是后现代话语理论的问题，“话语分析过分侧重并强调语言、言谈和文本，这是一种‘装饰社会学’，把社会关系隐藏在文化的背后，掩盖了真正重要的话题，即对权力的微妙均衡关系的社会学分析”，“对社会生活而言，比起话语体系，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更为重要”[25]。 

▲ 安东尼1吉登斯著，王修晓译《社会学基本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这些批评让我们看到，“政治文化转向”虽然凸显了“文化”和“主体”的重要性，但仅仅是凸显“去政治化”遮蔽的文化政治性和主体能动性是不够的，一旦“主体”变成“主体立场”再变成“话语立场”，不但经济压迫和阶级解放消失不见了，甚至国家和法制等政治问题也会缺乏讨论，所以鲁迅研究的“再政治化”，绕不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无法回避现实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变革。从这个角度看，钟诚的研究虽然缩小了“政治”内涵，但他看到了“软文化”的无力，因而要求鲁迅研究者去直面“硬政治”的变革改良问题，不过他又陷入了“政治本体论”，既轻视文化的重要性，也回避了经济结构变革。所以未来的“政治鲁迅”建构，应该兼容革命批判与理性改良，兼顾文化/政治/经济多个向度。

结语、“文学政治”与“介入知识分子”

从“革命鲁迅”到“政治鲁迅”的建构，总体看经历了“革命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三个阶段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批判性逐渐让位于政治建设性，“在野革命”的鲁迅逐渐变成了“在朝政治”的鲁迅。无论是钟诚还是李玮，都试图在责任伦理和公共理性中重新定位鲁迅，以使其能更多参与到当代中国的建设中来，但是二人都过多借助西方思想来拉动研究的突破，带有强烈的观念先行和理论预设的味道，普遍缺乏从鲁迅自身历史经验出发来建构新论的努力。如果我们回到鲁迅自身的道路历程，会发现他明显不是钟诚说的那种“政治制度”参与，而李玮的说法看起来符合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人立而后凡事举”[26]的理念，但这种“泛文化”路径实则消解了鲁迅的最本质特性，即“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27]，“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期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28]。

实际上，鲁迅是“以文学介入政治”，采用的是“文学政治”的独创方式，具体来说，“首先是文学的政治化，它强调了文学的政治参与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学本体性，而其本质就是彻底否定的‘永远革命’的精神；其次是政治的文学化，由于专制集团‘独占了全部的行政权力，从而剥夺了民众历练政治艺术的机会’，而文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也就是用理想国的应然来对抗现实政治的实然”[29]。在“文学政治”中，不是政治决定文学、文学从属于政治，而是“文学”是现代政治的“生成之场”，承担着批评旧政治和建构新政治、改造现实政治和培育新主体的双重任务，因为现代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托克维尔发现的：“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以致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30] 

▲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显然，鲁迅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性地回答了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的“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31]这个现代政治命题，由此让“鲁迅经验”变成了一种世界经验，进而可以挑战当今流行的知识分子传统。目前来看，无论是“启蒙鲁迅”、“反现代性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知识分子”论，还是“革命鲁迅”为代表的“有机知识分子”论，都存在与时代发展脱节的问题，前者强调知识分子的“边缘人”和“业余者”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公共批评和普遍超越性[32]，后者则强调知识分子作为“专家＋政治家”，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集体性和阶级性[33]，虽然二者立足点不同，但都各执一端，割裂了批判和建构、公共性和参与性。所以，鲁迅的“文学政治”才应是“政治鲁迅”发展的方向，这是一条更加契合鲁迅经验和现代中国历史的“介入知识分子”[34]道路，可以对现实政治既保持参与又保持批判，从而实现制度性和公共性的有机结合。

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08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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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国家玮的《鲁迅研究的范式变革与概念重估——评钟诚＜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谢俊的《从“抵抗”的政治到介入的“政治”——谈谈钟诚的“政治鲁迅”的意义和问题》（2019年12月山东大学“政治鲁迅与文学中国”学术研究工作坊论文汇编）。

[2]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的密码》，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3]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

[4]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

[5]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6]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

[7] 汪晖：《“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8] 钟诚：《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9] 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有意思的是，钟诚在自己书的第7页引用了张宁这段话，但归入了“偏重‘心性’和价值层面的探讨”。

[10]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11]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澍译，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12]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3]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5、27、42页。

[14] 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15] 克利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6页。

[16] 欧阳谦：《文化与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1页。

[17]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的密码》，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18]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19]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的密码》，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20] 李玮：《论新世纪中国“悖论鲁迅”现象的发生及其解决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1]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的密码》，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22] 李玮：《论新世纪中国“悖论鲁迅”现象的发生及其解决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3] 景跃进、张小劲主编：《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198页。

[24]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118页。

[25] 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王修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26] 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27]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东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6页。

[28] 丸山升：《辛亥革命与其挫折》，《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29] 邱焕星：《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3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冯棠译，1992年版，第182、187页。

[3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冯棠译，1992年版，第180页。

[32] 参看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1页。

[33]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425页。

[34] 谢俊在书评中也敏锐意识到了钟诚从“抵抗”的政治转向了“介入”的政治，不过他借鉴的是阿多诺的“艺术介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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